1990年，无论是在朱同志的奋斗史上，还是在国家历史上，都是不平凡的一年。这一年的1月27日，大年初一，朱同志给来上海过年的邓公拜年。

朱同志把浦东机场的平面图和方案给邓公看。邓公说：搞就搞新的，改造旧的意思不大。邓公笑着抬头看着朱同志，眼里有藏不住的赞赏。

邓公有一个“大工程”，需要一个关键人物来推进，朱同志正是这个关键人。现在他想给朱同志一个动力，把这个大工程启动起来。

“不用怕，报嘛！”

这个明面上的大项目是浦东开发，也是上海发展的关键，如果再不启动就要落后广东和福建了。而且，它的意义远远不止如此。

1990年（上）和2020年的浦东（图片来源：上海市外事办公室）

在来邓公这里之前，朱同志对推动浦东发展没有信心。这件事已经说了两年了，实际上很难推进。

他不是害怕做不好，而是害怕把项目向北京报告了不批准。原因有点复杂，但邓公当然心里知道。

过完年后，邓公回到北京，又给朱同志推波助澜。他对政治局的领导们说：

“我已经退下来了，但是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，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，你们要多关心。”

当天的下午，领导就派人来关心了，先跟朱同志讲了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一些问题，等于是提个醒儿，然后问朱同志要具体的方案报告。

朱同志对领导回复如下：

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几个月，总是不太满意，要催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加班弄好。

一夜之间，报告就递交上去了。

背靠这个“大工程”，朱同志的前途完全不同，不到三年就升了三级，从一方领导，走到了国家的“宰相”。

低调、忠诚的朱同志

新同志在提拔之前，要久经群众考验才行，而最重要的是忠诚。

1987年底朱同志被派往上海时，岗位是副书记，刚刚被选为110名里的中央候补委员之一。

排名91。在被调到上海之前，他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一名副主任。他没有得到多少选票，可能是因为他在其他地方不出名，也没有人想到他能发展得这么快。

这届在上海工作的同班同学有5位，都是副手，朱同志是其中之一。在北京的领导人眼里，他可能是一个培养对象，但他一点也不显山漏水。五人中有三人后来成为核心领导，自1988年他们在上海齐聚以来，邓公已经连续七次前往上海过春节。

他很关心这几个后备干部。前面曾在老家四川工作过，又担任一把手的胡同志和赵同志，都先后出了问题。

这时江同志已经到北京去了，陆续移交了上海的工作，开始承担更重要的职务。现在还缺一个，邓公帮江同志选搭档。如果用过去的经验作为指导的话，这次考验最重要的是忠诚。看了朱同志的简历，真的挺委屈的。

1957年大鸣大放，朱同志当时是国家计委领导的秘书，按照当时的规矩，身边的人要时常给领导提意见、搞批判。

朱同志只好上台讲了三分钟，当时大家都觉得他讲得不错，没想到过了几个月，这位老实提意见的秘书，摇身一变成了右派。

被开除党籍20年。

第2年在上海，朱同志在竞选市长时旧事重提，向全市几百位人大代表坦白自己的想法：

我是一个孤儿，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……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……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，我也不计较。

没见过父亲样子。12岁的时候目睹母亲病逝。和叔叔一起在湖南长沙长大。在上海考上清华，刚参加工作就当了科室副主任，然后被冤枉了20年。

前十年在国家计委机关教老干部数理化，后十年在五七干校种小麦、棉花、水稻。他还放牧牛、羊和猪。还做过炊事员。不知道做饭好不好吃。

1978年被老领导马洪捞上来之前，朱同志刚刚花了两年时间和一群徒弟爬电线杆搞电力。从拉电线开始，手把手教他们安装22万伏特的电线和11万伏特的变电站。

那一年他50岁了，还在狂热地工作，但“一事无成”。像朱同志这样的人生经历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，忠诚这个词是那么沉重，那么难以理解。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，小编确实想到了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词。

“长期主义”。

人的一生太短，也很渺小，即使朱同志有这样的才能，也会被大势所左右，浪费了他的半生。

还好，老领导晋升回到国家计委、经委工作，“传奇伯乐”宋平慧眼识才，把朱同志列入高级后备干部名单上，东山再起，达到人生巅峰。

就拿普通人来说，即使有才华，50岁以后人生也完了，还没怎么起就落落落落……里面一点波浪都没有。

如果你想完成一件事，你只能依靠长期的坚持，慢慢“熨平”不可控的时间周期，忠于工作和生活，忠于事业和目标。即使等不到大势，有了出路和机会，你也可以赚一份温饱，心满意足。

经历了人生“三起三落”的邓公比朱同志看得更深、看得更远。中国的历史周期波动了数千年，有起伏的周期，大多是大混乱和大治理之间的过渡，起伏的幅度大多是史诗级的。根据历史经验，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不可能不出现政治乃至社会的混乱。一乱一治代价太大，邓公只好把稳定放在首位，把改革的波折压到最小。因此，忠诚的底线无法被穿透。一个戈尔巴乔夫就足以摧毁一个大国。

已经快60岁的朱同志，在等待了半生之后，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长期坚持，嵌入到历史的大势之中，靠的是这份忠诚和“长远主义”。

造到一半的东方明珠

坚硬、真诚的朱同志

光有忠诚是不够的，还得有能力。那个时候，所有的保守派都在大声呼喊忠诚，以至于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。朱同志的脾气是出了名的，人们对他的评价有赞扬和批评，朱同志不太计较得失，在任职期间会留下“自己的棺材”。能做的事，大半尝尽人间滋味。

事比人大。

上海“卧虎藏龙”自古以来就交织在一起，外地人的干部要想立足就需要一些手段。

朱镕基同志12月抵达上海，第二年4月正式就任上海市长。在保持低调的几个月里，他被当地同志找麻烦。有人在简报里挑明：还没来上海就说想当市长，是不是不谦虚、不够谨慎?

确实有这个事，当时朱同志接受记者采访，除了坦诚，也缺乏经验，记者的问题大概是你当了副手后有什么打算?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。答案也是例行的行，表现出决心啊，对工作有期待，要为上海多做贡献，语言组织的好，也是可以出彩的。朱同志直言不讳的说：“中央派我来当市长，而不是副市长，”

如果涉及选举规则的严肃性，还是要向人大代表解释清楚。话刚说完，高情商的江同志就站在他身边，给他打圆场：

“举行记者招待会是以中央提名的市长候选人名义，所以我认为朱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。”

实际上，这事儿朱同志事先跟领导汇报过了，领导明确可以说，算是表达支持吧。

性格不同，朱同志的选择也不同，作风既硬又诚恳。核心永远是对这件事，怎么做事情怎么来，密切关注它，做不好批评自然是必不可少的。

他严厉地批评同志，更严厉地批评自己。刚上任时，朱同志就说自己基层工作经验不丰富，“以后可能会在这方面犯错误”。在上海工作三年多，朱同志开了了三次民主生活会，每次提到自己的工作作风，说的不止一次毫不留情，有兴趣的可以找他的演讲看看。

表里如一是朱同志对带队伍的定义，也是对“谦虚”的定义。在公开场合，朱同志对江同志很尊重，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，当了总理后也是如此。

1999年，他访问了美国，并与克林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。他对美国总统和记者们说:“我自己不想来。江同志要我来，我得听他的。

“上海要发展金融主业，这是朱同志的思想和目标，却刻意解释不用提“中心”。大肆宣扬是带感，也容易树大招风，难以成事。事情做得好，自然是老大，谁也不敢轻视，总是挂在嘴上吹牛，牛不到哪里去。

细琢磨琢磨，所谓傲慢、谦虚、狭隘的风格，其实都很难相处。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，人大过事儿，太过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形象。

还有表面上谦虚忍让、包容提携、甚至与世无争，转头就要算计小鞋儿的尺寸，更让人头疼。

朱同志和这样高层作风的人相处，会很淡定，领导也放心，下属也不用担心被算计，事儿办得好还会被快速提拔。

要了解朱同志的“无我”状态，请看下图。夏天在上海的一条街上，当水管爆裂时，他跑到现场，紧握双手盯着大坑，别人的注意力也就没法游离了。

预判领导的预判

朱同志在上海任职期间，邓公来过四次。不知道他拜过几次年，但邓公对他的印象一次比一次深。据龙安志《朱镕基传》记载，1990年，朱同志拜年汇报工作时，邓公就发现，朱同志不会提前准备讲稿，但讲话清晰成熟，细枝末节的数字一开口就出现在他的眼前。

这是一种掌控全局的气场。从此以后，提到朱同志，邓公就说三个字:

懂经济。

邓公在看朱同志，朱同志也在观察邓公。1990年，朱同志连夜提交了浦东发展规划，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但他未必完全确定领导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，邓对他的回应毫不含糊，对两人来说都很成熟。

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91年关于姓“资”还是“社”的争论，有个未必众所周知的起点，也是朱同志。

这一年邓公又来到上海过春节，朱同志陪同他在上海参观考察，两人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，邓公说：

“不要以为，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，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两者都是手段，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。”

朱同志明白了，拿起笔记本记了下来。

回来后，他亲自带着同志们整理了邓所说的话。

当时的《解放日报》总编辑周瑞金在与该市宣传干部一起工作时，“碰巧”听到了这个故事，抄下了他们的小笔记本。

所以后面有一篇署名为“皇甫平”的文章。根据周瑞金口述的历史，这些文章在发送时，上海团队成员对内容没有异议，只是对未能按程序及时提交提出了一些意见。

这些文章引起了极大的骚动。北京TopLevel的党报社长以个人身份来上海兴师问罪。搞改革怎么能不分姓资姓社呢？让周瑞金写报告向上级解释。

周没有理睬他的请求:

（我感到很可笑）难道不知道我们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四篇评论，会毫无根据吗？我能够随便按照个人的意见来写吗？

这年3月，朱同志调到北京工作，但他远不是保守派的对手。不仅朱同志，比他先来北京的伙伴江同志，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。

江同志在1991年7月1日的讲话中强调，既要防止和平演变，又要坚持改革开放。到了公开播发的新闻里，预防和平演变是众所周知的，但改革开放却很少被提及。

江同志很不高兴，要求上述报纸再发表一篇强调改革开放的社论。这位社长却在头一天中央台《新闻联播》，先期播发的文章摘要里，刻意加了句：

“要进一步改革开放，就要问姓社姓资。”

江同志也较劲了，看完《新闻联播》马上打电话给上级，要求立即修改，删除这段多余的文字。

在中国新闻史上，一篇由顶级报纸发表的文章，第二天会以不同的版本发表，这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两个月后，江同志公开批评报纸海外版在另一次讲话中强调了“防止和平演变”，而忽略了其他讲话内容。

江同志当众讲话都有这样的困难。朱同志做事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关键时刻还是邓公出马，他选择的两个合作伙伴配合默契，还给他们加油，并送了一程。

1992年，他改变了行程，在春节前到广东“南巡”，重复了一年前在上海对朱同志说的话。

回到上海后，朱同志不在，邓公在他任内推动修建的、通往浦东的南浦大桥上，快乐地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。

同年10月，朱同志从候补委员晋升为常委，连升三级，成为核心管理人员。

真正的大工程，改革开放的战车，已经在轰鸣中启动。

参考资料：

一场“姓社与姓资”的交锋（周瑞金口述），上海文史馆